【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红姑娘】
“我们将会继续向前，一如追随你的当年。菲德尔与我齐声开言：‘司令，到永恒之时我们再相见！’”（Seguiremos adelante, como junto a ti seguimos, y con Fidel te decimos: ¡Hasta siempre, Comandante!）
这是古巴诗人卡洛斯·普埃布拉1965年创作的著名颂歌——《永别了，司令》最后一段，其中“司令”指的是伟大的阿根廷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巴革命的开拓者之一格瓦拉。
众所周知，格瓦拉的贝雷帽肖像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在进一步加工成版画后，更是成了“小资网左爱好者”们最喜爱的符号之一：
阿尔贝托·柯达（Alberto Korda）拍摄的格瓦拉照片（左）和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基于照片二次创作风靡全球的版画（右）
现在提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何从真正的古巴革命拥护者中，识别出一个对古巴事实上并不了解、撞进真正的古巴社会很可能“一碰就碎”的“小资网左”？
方法可以有很多，但大多数比较费事费钱。本文作者在此给出一个简单快捷的参考答案：让他给肖像上的星星补色。
——把格瓦拉帽徽五星涂成金色的，是古巴革命真正的支持者。他们大概率知道这颗金星是作为早期古巴革命军重要特色之一的“司令”军衔，即使不完全清楚，也了解并尊重古巴革命的自身历史；
——将那颗星星涂红的，则是沉浸在自己“信仰”世界里、实际上并不关心现实中格瓦拉和古巴革命史的“小资网左”，或自觉不自觉投他们所好的人。
现实中古巴革命广场上的格瓦拉巨幅勾线画像，贝雷帽徽为金星（左）；香港公仔爱好者制作的格瓦拉人偶玩具，贝雷帽徽为红星（右）
格瓦拉照片中的金色五星帽徽究竟是什么含义，这种含义又经历了怎样的语义演变？
1月1日是古巴的国庆节，67年前的这一天，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司令们指挥的古巴革命军进驻哈瓦那，彻底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当时他们头上这颗小小的金星，不仅反映古巴军事文化的演变历史，而且映射出古巴革命早期的许多本质特征。可以说，古巴现行体制的大部分特色，都可以追溯到这段独特的历程。
古巴军队的军衔系统历史源流
格瓦拉的帽徽（一颗金星），是旧古巴40-50年代军衔制中“司令”衔的标志。
对英语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英美的“海军中校”字面义为“司令”（Commander），“007”詹姆斯·邦德在军情六处获得的军衔就是这个词。但这个用法在英语中仅限于海军，在西语中，对应的词Comandante也用于陆军；下图为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军的军衔式样，第三列第一排（一颗金色八角星）为“副司令”（Comandante 2º，介于大尉和少校之间），第二排（一银一金两颗八角星）为“司令”（Comandante），即少校。
古巴西班牙殖民军的军衔式样，自左至右四列分别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袖章
巴蒂斯塔时代，古巴的军衔制度已经稳定，“下级中尉”（Sub-teniente，相当于其他西语国家的“少尉”Alférez）、“中尉”（Teniente）、“上尉”（Capitán）军衔分别为一条、两条、三条折杠，“司令”（Comandante）、“中校”（Teniente coronel）、“上校”（Coronel）分别拥有一颗、两颗和三颗堆积排列的较小尺寸金星。
1940-1959年代的古巴军衔，第一排（士兵）为袖章，第二排（校尉官）为肩章。巴蒂斯塔时代古巴将官军衔的表示方法极为复杂，此处省略
可以看出，古巴陆军的“司令”（Comandante）军衔就是其他国家的“少校”（Mayor或Major）。
巴蒂斯塔时代末期，“肩章+折杠”表示尉官、“简单金星”表示校官的对应关系在古巴已经完全为人熟知。因此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军初建时，采用了和政府军完全一样的军衔图案，只是有些实物中在军衔上增加了“七二六运动”的红黑色衬垫：
古巴革命后期七二六革命军的标准化肩章，自左至右为少尉、中尉、上尉、司令（少校）
古巴革命时期，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着装风格非常个性化：劳尔和西恩富戈斯通常喜欢戴牛仔帽，菲德尔喜欢戴圆筒军帽、偶尔也戴贝雷帽，而格瓦拉特别喜欢戴贝雷帽，等等；因此每个人实际上的军衔图案和日常佩戴军衔位置都略有不同。在正式着装时，大家都以巴蒂斯塔政府军的装束为准，直接穿缴获的政府军服、佩戴原帽徽（古巴国徽中间嵌入刀枪火炮图案形成的古巴军徽），只是在袖口上加缀红黑袖章。
与此同时，直到1960年前，古巴革命的性质本质上是一场大帐篷革命，一大群政见完全不同的人各自组织了军队、为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这个“万恶之源”暂时结合在一起。除菲德尔的七二六运动外，还有以下几个较大的山头：
七二六运动（左一）、三一三运动（左二）、人民社会党（PSP，右二）、SFNE（右一）
在其中，
“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三一三运动）是天主教学生的右翼保守派团体，与七二六运动亦敌亦友。革命胜利后，主体被七二六运动收编，少数反共派叛出革命政府；
“人民社会党”（老古共），没有军队，曾经有党员在古巴旧政府中任职，但当时已经非法化。他们是当时古巴唯一一批明面上的有组织共产主义者，与政治面貌一直晦涩不明看起来更像个民族主义者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日常互批居多，是亦敌亦友的关系；
“埃斯坎布雷第二民族阵线”（SFNE），1958年从三一三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大帐篷军事组织，有一支小部队（早期约300人），但除反巴蒂斯塔外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1957年初秋（上）和1958年底（下）的古巴革命形势图。三一三运动的主要活动在大城市地下，东南部唯一的紫色小块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
由于上述原因，前面革命军军衔上的红黑菱形图案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有的军官会用红黑相间的双股镶边牙线代替红黑菱形底；有的军官，尤其是SFNE系统的军官，根本不使用红黑图案。
SFNE直到1958年12月才与格瓦拉签约并入古巴革命军，是革命军中最独立的一部分，也是最早进入哈瓦那城的队伍。后来革命政府公开“共产化”，原SFNE的少数死硬反共派叛出政府，回到大本营埃斯坎布雷发动了一场小叛乱，大部分人被革命军镇压，少部分逃往美国。
下图为美军老兵、古巴革命军中唯一拥有司令军衔的土生美国人——威廉·摩根（左），他早期就效忠于SFNE而不是七二六系统：
威廉·亚历山大·摩根和他的古巴新婚妻子，注意他的司令肩章（一颗金星无红黑底）
摩根是古巴革命中的一个异类，一个浪漫主义的、“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白人，既反共，又反那些明显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拉美独裁者。作为美军老兵，他向SFNE的菜鸟战友们传授了大量宝贵的军事知识。摩根参与了格瓦拉指挥的著名的圣克拉拉战役，1959年因向菲德尔揭发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阴谋，被美国国务院点名开除美国国籍；然而，他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在1960年以后的快速共产主义化，1961年被下属揭发向已经叛变革命的顽固反共派——埃斯坎布雷匪帮走私武器。最终，他被自己亲手参与打出来的古巴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菲德尔和劳尔作为老友都亲自去枪决现场送了他最后一程。
游击战初期的起义军中大约有25名美国人，许多是二战老兵，还有许多古巴自由派深受二战后北美流行的自由文化熏陶。受他们影响，革命军官兵接受了二战末期美军宽松随意的军事文化，包括绿色战斗服、编织腰带、松散自由的军容（但与战后一路嫖娼的美军不同，古巴起义军的群众纪律极好），以及在战斗帽上显示军衔的习惯。
司令军衔（一颗金星）在作帽徽时，无论是何派系，通常都不显示红黑菱形图案。下图前排不知名上尉所戴直筒帽上的三折杠军衔是有红黑底的，但后排所有司令的一星帽徽都没有红黑底：
格拉玛档案馆保存的老照片，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的司令劳尔（后排左一戴贝雷帽系领带者）、司令格瓦拉（后排中）、司令阿梅尔达（后排左四未戴帽黑人）、司令拉米罗·瓦尔德斯（后排右一戴白瓦毡帽者）和其他革命者
晚年菲德尔着军便服时通常只在帽子或肩袢中的一处佩戴总司令军衔。该军衔在帽子上时仍为革命时代的单独一颗金星，而绣在肩袢上时也保留了革命时代的菱形红黑底
上述着装习惯，最后都成为古巴的历史传奇和革命传统。
虽然古巴革命政府上台后仅一年就与美国交恶了，但革命军的这些“新一代美式”（区别于巴蒂斯塔的“老美式”）着装传统，以卡斯特罗风格化的美式绿色战斗服为代表，大多一直保留了下来。比较搞笑的是，虽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革命军的敌人、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军装也是照抄美军，但由于他们照抄的是19世纪末到冷战初期、还残留有欧洲贵族范的美军立领常礼服和Class A绿常：
1930（左）-1940（右）年代的古巴宪政军服装
结果是，同样穿着标准“美式军服”的古巴政府军和革命军在大多数时间里外观并不相同，作战时即使没有红黑菱形特殊标记也可辨认。
虽然门罗主义是面向整个拉美的，但与安第斯山脉、亚马孙雨林和潘帕斯高原上的那些德军衍生军队完全不同，古巴不仅是受美国文化和门罗主义影响最深的拉美国家（仅次于已被美国吞并的波多黎各），而且直到革命胜利，其军队的装备、条令、服装饰品等一切特征，可以说完全出自美军一家门下。
在军事文化上，古巴革命是“两代美军”的对撞；考虑到革命军早期强烈的自由主义特质，甚至可以推广地说，早期古巴革命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1950年代“自由民主”理想主义美国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文明秩序”门罗主义美国的对撞。